小时候经常听长辈提起文昌阁，却无人能详述其历史。为了研究文昌阁的来历，我当即对碑文进行抄录、校点，因原碑无题，我依据碑文内容将其命名为《重修文昌奎星楼碑记》（同治九年）。碑文虽简，却揭秘了尘封的往事，它记述了文昌阁的历史沿革，详述了文昌阁重修的原因、位置及募捐情况。在参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我撰写了《〈重修文昌奎星楼碑记〉考释》一文，并发表于《灵石文博》第18期。对碑文进行研究之后，我有着解开心头谜团的欣喜，如同泉水般清冽甘甜。
再逢遗珍——研究引起新的发现
文章发表之后，我常与乡亲们交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座文昌阁，没承想，在这个过程中，我又有了新的发现。2022年4月，蔺峰丽女士告诉我，她的亲属中有文昌阁碑刻的保护者，我在好奇碑刻内容的同时，也意识到新史料的发现会对文昌阁的深入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追寻蔺氏家族两代人的足迹，一段感人的民间护宝往事浮现出来。199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治理开发农村“四荒”资源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996〕23号），《通知》中允许个人承包荒山，蔺怀仁先生便向村委提出承包荒山的意愿，并于1997年承包了村中的2800亩荒山。约在2000年前后，他在文昌阁附近的荆棘丛中发现了两通扑倒在地的碑刻，他深知其不凡，立刻请来了弟弟蔺怀义。蔺怀义先生1960年考入西安冶金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1965年又顺利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他是村中难得的知识分子，是解读碑文的最佳人选。经他辨认，这两通碑刻确系梁家圪塔村文昌阁的遗存。兄弟俩深知这两通碑刻的历史分量，绝不能让它们再湮没于荒草。他们商议后就驾驶家中的拖拉机，小心翼翼地将这两块沉重的历史见证运回家中并妥善保存了起来。
这两通碑刻，其中一通碑刻阴阳两面都有文字，碑阳为《文昌阁创建碑文》（乾隆三十九年），碑阴为《文昌阁布施人姓名》（乾隆三十九年）；另一通碑刻为《诗经科甲题名榜》（纪年不详）。《文昌阁创建碑文》（乾隆三十九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清代山西灵石地区关于文昌阁修建最早的一块碑文，碑文记述了创建文昌阁的缘由、文昌阁的建筑形制等史实。《文昌阁布施人姓名》（乾隆三十九年）记录了创修文昌阁的捐款明细和施工人的姓名，诉说着村民对文运昌盛的集体渴望与虔诚奉献。《诗经科甲题名榜》（纪年不详）记载了梁氏家族中第一个拔贡生梁奕的科贡情况，这是梁氏家族崇文重教的最佳注脚。
在保护碑刻的基础上，他们对碑文进行了整理和研究。为了更清晰地辨识碑文内容，蔺怀仁的女儿蔺霁娥聘请专家对碑刻进行了专业拓印，为后世研究留下了清晰的档案。蔺怀义还撰写了《文昌阁记忆》一文。他们的担当与远见，让珍贵的文化基因得以延续。
深稽博考——新发现推动再研究
新史料的发现，如同投入湖心的巨石，激起我更大的研究热情。为了深入研究文昌阁的情况，我与蔺霁娥女士沟通后，她慷慨相助，很快托人从长治将珍贵的碑刻拓片捎给了我。捧读拓片，让我更加真实地感受到文昌阁历史的厚重与沧桑，我夜以继日地对这三块碑文进行细致地辨识、抄录、校点，很快就将碑文整理了出来。
在整理碑文之后，我对碑刻内容进行了文献深挖。我向梁志友先生借阅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其中梁家圪塔村的《梁氏族谱》（清乾隆四十八年）是解读碑文内容最关键的史料。我研读了万历、嘉庆、民国版《灵石县志》，查阅了《灵石古韵》《灵石民俗风情》，参考了《灵石碑刻全集》《明清灵石商人》等相关书籍，在浩瀚典籍中钩沉索引，利用网络资源检索碑中人名、地名和商号名，逐渐深化对碑文的理解。
为将梁家圪塔村文昌阁个案置于更宏大的地域背景中，我决心系统考察清代山西灵石地区的文昌信仰。基于对文献的梳理以及对村民访谈所获悉的信息，我驱车走访了灵石县境内曾有文昌祠庙的村庄，实地探访了30余处。这些祠庙形制各异，在每一处残垣断壁或翻新的祠庙前，我感受到文昌信仰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肌理。
我还建立了“文昌阁研究小组”微信群，会聚村中知情长者、文化爱好者，群内成员时常分享发现、讨论疑问、收集口述史料。每一次交流，都让我离历史的现场更近一步。
三通碑刻看似平凡，却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生活记忆，赓续着一方水土的绵长文脉，让后人能够触摸到祖辈生活的温度。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文物的守护者，哪怕付出一份微小的努力，都能成为文明延续的重要一环，愿村庄文脉始终可以被记录和守护。
作为土生土长的灵石人，我熟悉这片土地的民俗风情、方言俚语，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撰写并发表于《三晋文博》（第三辑）的《清代山西灵石地区的文昌信仰——以梁家圪塔村文昌阁的三通碑刻为考察中心》一文，是我二十一年追寻的一个阶段性总结，是众人协力的成果，谨以此篇文章为山西省灵石县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略尽绵薄之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